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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行使對食品質量的監管

  對于食品安全的監管主體,主要是各個相關部門,然而,食品安全與一般消費者休戚相關。南都記者做的一個問卷調查顯示,79名受訪者中,59名遇到過食品安全問題,但僅有30人進行了主動維權,其余41人選擇了不去理會。


  老百姓作為食品消費的主體,在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下,如何讓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行使對食品質量的監管,卻依舊是一個難題。

  A

  果蔬、肉菜市場檢測室:免費開放難

  各大農貿(肉菜)市場、食品批發市場是普通百姓最熟悉、最常光顧的采購場所。如果這些場所可以為消費者購買的產品提供檢測又或者主動提供檢測信息,消費者能否借此積極發揮主動監督意識?事實上,情況頗為復雜。

  南都記者了解到,早在2012年4月,廣州市工商局就出臺了《廣州市食用農產品和食品批發市場經營管理規范》,對包括農貿(肉菜)市場、食品批發市場、水產品批發市場在內的食用農產品和食品批發市場作了嚴格的規范。

  記者從《經營管理規范》看到,其要求食用農產品和食品批發市場應當設立自檢室,配備相應的檢測設備,以及一至二名經培訓的專業檢測人員。同時,食用農產品和食品批發市場,應當每天定時定量對場內銷售的農產品和食品進行檢測,并通過信息公示欄公示當天上市商品快速檢測結果。

  該政策的有效期到2015年。

  然而,真實的執行情況究竟如何?

  南都記者走訪番禺區兩個農貿市場發現,所謂的檢測室名存實亡,在洛浦某農貿市場沒有找到檢測室,而在大石某農貿市場,南都記者發現檢測室大門緊閉,詢問多位來買菜的消費者,也未曾前去檢測過。

  而在白云區的增槎路附近,集中著多個食品批發市場,這里是廣州果蔬、糧油等生活必需品的集散地。

  然而記者在現場做摸底調查時,了解到這些設立自檢室以及每天定時定量對場內產品檢測其實落地情況不盡如人意。

  在江南果菜市場,市場上的商販告訴記者,檢測中心每月都會定期對他們販售的果蔬產品進行質量檢測。檢測中心的負責人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表示檢測中心嚴格按照國家標準和規范對市場上的果蔬產品進行檢測,并且會及時將檢測結果公布在門口的LED屏上。記者隨后前往該負責人所說的三號門求證,發現門口確實有一塊LE D屏,但正在故障中無法顯示信息。據附近一位貨車司機所說,它已經壞了至少一個月。

  接著記者又走訪了新源糧油食品市場。商販們紛紛表示市場管理方從未對其農產品和食品進行質量檢測。然而當記者向管理處求證時,工作人員卻一口咬定市場有專門檢測產品質量的辦公室,只是不對外開放。問及具體工作時對方又語焉不詳。由于當天是周日,記者未能采訪到直接負責人,得到更確切的信息。

  而槎龍果品市場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則明確告訴記者,該市場沒有常規檢測食品質量的單位存在。

  最后記者來到了東旺綜合食品批發市場。比起其他幾個市場,它的規模更大,農產品和食品種類也更為豐富。東旺綜合食品批發市場的安全檢測比較基本,都是定性檢測,不涉及定量檢測。其檢測主要分為二氧化硫檢測、亞硝酸鹽檢測、甲醛檢測以及大米中可能含有的石蠟檢測。所謂的“定性”檢測,即能解決 “有沒有”含有的問題。根據目前法律規定,“定性”快速檢測尚不能作為追究行政、民事、刑事責任的依據。此外市場管理處的值班人員更告訴記者,他們一般每次抽查五到六個樣本,淡季時每周都會抽檢,旺季則兩周檢測一次。

  事實上,在溫州等地,一度有眾多設有免費檢測室的農貿市場。不過江南果菜、新源糧油、東旺三個食品批發市場的人士均向記者表示,這種檢測是完全對內的,不對外開放。“我們并未接到政府的相關指令,因此沒有對外開放的免費檢測室,所有的質量檢測均屬市場內部管理的一部分。”上述東旺綜合食品批發市場的值班人員表示。

  B

  第三方檢測:不愛個人送檢,費用奇高

  從2008年的奶粉三聚氰胺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之后,政府部門對食品行業進入了監管高壓區。對普通消費者而言,如果要自己進行食品檢測以維權,盡管有著權威的第三方檢測機構作為背書,但此路依然頗為“曲折”。

  相對于政府監管部門在某些食品批發市場給消費者提供一些常規項目的免費檢測,消費者自檢就要掏一定費用,而這些項目視不同的食品和檢測類別有著極大的差異。

  兩個月前,記者曾以消費者的身份將幾袋枸杞子送往廣州分析測試中心檢測。在樣本接收區,記者首先填寫了一份表格,表格內容包括送檢人的聯系信息、樣品名稱、檢測項目、使用哪個檢測標準等詳細信息,然后工作人員對樣品進行稱重記錄。最后記者交款即能完成整個送檢。二氧化硫是枸杞子的常規檢測項目,然而這樣一個常見指標的檢測,一個樣品的檢測費用高達150元,記者當時比過價發現,部分檢測機構的檢測費用甚至會達200元。相對于每斤零售價僅在三四十元的枸杞子,如此檢測成本已數倍于枸杞子的價值。

  而這樣一個檢測成本還遠不算高的。此前有消費者張華(化名)聯系南都記者,稱其小孩喝了某品牌的奶粉,身體起疹子,此后張華多次向消協以及政府相關部門投訴,監管部門以及企業方面也曾派人上門了解情況,但是因為張華無法提出確鑿的證據,其要求賠償的訴求最終被企業所拒絕。

  張華透露,因為此前她的孩子每天就是喝奶粉以及少量的輔食,而且在改喝其他牌子的奶粉后,皮膚上的癥狀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她斷定,她家小孩之前身體上出狀況,跟該品牌奶粉直接相關,但現在調解失敗,張華就想以個人名義將奶粉送檢的方式進行維權,但是首先在費用方面就讓其望而卻步。“一個嬰幼兒配方全檢,包括115個項目,至少需要三萬元,光大腸桿菌、阪崎腸桿菌、沙門氏菌、金黃色葡萄菌這幾個項目的費用就超過一千元,我們家也只是一般的工薪階層,這樣貴的檢測費用讓我覺得個人維權有點得不償失。”張華對南都記者坦言。

  南都記者以個人名義咨詢上海某第三方檢測機構,也得到了類似的答案。

  對于高昂的檢測費,有業內專家表示,這是因為現在的檢驗檢測機構缺少競爭,此前,山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營養與食品衛生研究所副所長趙長峰曾表示,具有政府背景的檢測機構應該整合成統一的權威檢測平臺,同時鼓勵社會資本發展第三方檢測平臺。

  即便消費者愿意自掏腰包進行監督維權,但很多檢測機構其實都不太愿意接受以個人名義送檢。廣州某檢測機構的一位工作人員就對南都記者明確表示, “理論上個人是可以送檢的,但一般來講我們都不太愿意去接受,因為很難分清是不是因為企業競爭而做的。這類事情太多了,以前的很多食品安全問題,可能都是因為對手私下操作的。我們只能對樣品負責,也很難測出來真正有問題的項目。有很多人會拿著認為有問題的酒、奶粉來我們單位檢測,但通常也測不出什么問題。測試是需要檢測很多項目的,通常會有五六十個項目或更多,價格也很貴。”

  此外,消費者即使能夠承擔相關的費用,并且檢測機構也愿意檢測,其結果能不能真正作為維權的證據也是問題,前述檢測機構工作人員就告訴南都記者,“一份樣品不能說明問題,需要有更多的數據支持,如果是十個、八個人都食用了相同的產品出問題,才可能有相關性。理論上講,如果某一種暢銷食品會導致食品安全問題,那就不會是零星個案,而應該是時間上相對集中、空間上到處分布的暴發態勢。不然,就有理由懷疑這個食品是不是真有問題。”

  廣州市質監局內部人士對南都記者透露,“這種情況我們經常碰到。會有人拿著樣品想讓我們檢測。但是沒有明確規定說個人是否可以送檢。從我們領導的角度是不愿意接受個人委托的。從法律角度個人送檢無法律效應和依據。從消費者角度,他們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從工作的角度我們沒有辦法給出正常的報告。究其原因是一個產品的檢測涉及面太廣,從抽樣到出報告無法完成正常的流程。”

  前述質監局內部人士甚至認為,消費者這么做有點本末倒置,他表示,“消費者不應該去做這樣的事。有明確項目的可以做出檢測結果,但是消費者檢測的目的絕大部分問的是是否安全,政府部門一般很少接受這樣的訴求。這個無法給出答案。源頭是政府公信力喪失,消費者缺乏安全感。第三方測出的結果也很難證明企業問題,個人送檢缺乏法律效應,因為證據鏈不完整。而且也無法用來追訴。”

  南都記者咨詢法律界人士了解到,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的小票以及發票都應保留,才能證明消費者是通過正規渠道購買的產品,如果不能證明這一點,一般企業也不會負責。此外,在理論上要做到樣本檢測有效,對樣品的多少也有要求。

  以奶粉為例,該法律人士指出,還應該買至少六罐奶粉,并且批號一致,送檢之前要記錄外觀和產品信息,先測其中的三罐,如果發現問題,再測剩下的三罐,如果都出現問題,才能證明企業生產的這批產品的確有問題,但是這樣做成本巨大,一般消費者根本承擔不起,所以一般只有職業維權或者做空機構才會這么做。

 C

  出路:完善第三方監督

  消費者要監督、維權,食品檢測報告或者是最有力的證據,但是在上述種種問題的制約下,讓消費者監督權施展似乎顯得有點束縛。廣州市消費者協會監督員譚健基認為,“現在鼓勵第三方檢測機構參與,是政府購買服務的措施,也是要收費的。”

  以消費者個人送檢奶粉為例子。譚健基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也得不到雙方的認可。“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問題,在商場或者別的地方買東西,消費者需要憑著票據,向商場的食品部反映,食品部會聯系當地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食藥監局會處理,并進行檢測。商場和供應商都會參與進來。如果真的檢測有問題,企業會負責這個檢測費用的。”

  事實上,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副院長鄭風田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更傾向于要完善第三方的監督。在鄭風田看來,我國有兩億多分散小農戶,50萬家食品生產企業,每一個生產環節,每個品種如果都讓政府部門來監管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依靠第三方的社會監管組織,包括各種消費者維權組織等,就可以大大彌補政府監管能力的不足。

  “在歐美等國家,他們往往通過N G O組織,把分散的消費者組織起來,發動其抵制某些產品,比如對某些來自血汗工廠、來自對環境污染大的產業的產品等等。”鄭風田指出,某些企業的行為或者法律無法約束,但是消費者的聯合抵制可以產生很大的威懾力。

  2011年,一份秦皇島檢驗中心出具的報告顯示,國內蜂蜜大品牌中糧悅活枸杞蜂蜜、冠生園純天然蜂蜜被檢測出含有一種名為“大米糖漿”的添加物。因為蜂蜜中不得添加或混入任何淀粉類、糖類、代糖類物質,兩款蜂蜜被指為假蜜,因此引發蜂蜜行業一波地震。

  鄭風田指出,將此次假蜂蜜公之于眾的“綠籃子”是一個志愿科普團隊,其屬于第三方的社會組織。“如果這些組織得到加強,利用他們的專業性,就可以充分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來監管,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是對我國的食品安全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都豎起了全天候的監管網,可以讓那些作假的企業無處藏身。”鄭風田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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